在人类历史上，为扩张财富而丧失人性、背弃国家平等交易之道义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前后的交易关系中，也普迫存在于一切财富扩张的政治手段中。在欧洲，当许多14家开始为维持统治的合理性和“回归真正的信仰”时，也曾积极禁止烟草、酒精、咖啡等各种刺激物.但是，当统治者发现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对国家财政与悦收具有重要作用时.道德和人性的原则就纷纷退到了后台。“道德家和教士继续指责烟草、咖啡和烧酒的邪恶性质和对人体的破坏作用，但已让位于政府官员;后者认识到，这些使人上趋的物质远非只是使金库枯竭，实际上还可能变成获利来源。对于背上日益增长的军事行政支出负担的欧洲早期近代国家来说.烟草、咖啡和烧酒提供了一种扩大税收基础的绝好机会。”山后来的毒品则更是成为扩张实力而弥补财政缺口、稳定统治局面的一种普迫的政治手段。
　　
　　旧中国之所以鸦片泛滥，除了西方列强的大肆武装人侵，打开鸦片市场外，本国的军阀为聚敛财富而不择手段地种贩鸦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5年的调查，全国只有吉林和山西两省坚持禁种鸦片.其余各省无不勒逼、放任鸦片种植.一项对13个地区Wil年间种梢鸦片面积的变化调查表明，种植鸦片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1914年至1919年为3%.1924年至1929年扩大为11%,1929年至1933年则扩大到20%.云南贵州皆在百万亩以上，四川省1932年鸦片产量在4万两以上，以每亩产鸦片烟50两计，则有烟田8G0万亩。如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记载，凡有军队驻防之处，即有鸦片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