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毒品的流行又达到一个峰值。日本人将毒品视为破坏中国根基的社会工具和积累战争经费的手段，他们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水远是日本的附属网。”为此.日本人专门设计了一套侵略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鸦片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一跃成为中国沿海最大的海洛因销售商。他们不仅从热河、台湾和朝鲜运来大址鸦片、吗啡和海洛因.还在东北大力发展鸦片种植.鼓励人民吸食鸦片。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每年从鸦片中就可赚取3亿关元的收人.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大笔不义之财。七七事变后.本人将天津日租界作为制版毒基地.向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毒品。日军所到之处，毒品交易就接踵而来。日军不但为毒品交易提供军事庇护，还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及土匪相勾结.由东北向中国东南沿海及广阔的腹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达到‘以毒养军”、“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目的。
　　
　　国民政府也看到了毒品对于筹措军晌的作用。对外要抵抗日本人.对内要应付共产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非常依核毒品贸易的收人。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在蒋介石政治生涯的早期就为其提供过帮助，20世纪30年代，已是中国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商的他继续为蒋介石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作为回报.他的毒品生度得到了政府保护。身处法租界的杜月笙还积极寻找毒品的海外市场，他生产的海洛因中50%通过官方渠道出口到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