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从土耳其和波斯运来大量鸦片.正是由于他们的竞争，印度鸦片的种植面积在1830年到1840年间翻了一番，进口到中国的鸦片也增加了一倍，中国市场上鸦片的价格降低了近70%，使用人数剧增.
　　
　　被英国人奉为“贸易圣经”的《国富论》告诉商人们: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可惜英国人似乎只听进了前一句.他们把工业品的滞销归结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不够，事实上，花钱买鸦片已经消耗了中国人大量的银元，工厂主—无论英国的还是中国的—情况都很不妙。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如憾以偿地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并于1858年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此后中国的鸦片泛滋达到了历史高峰。20世纪初，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达到2150万之多.约1/4的成年男性染有毒瘾.此时的清帝国烟馆繁荣兴旺，官宦商贾之家也都设有烟报。有钱人在家中或高档烟馆享受“浮生若梦”、“青灯有味”的逍遥，穷苦人则流连于污浊肮脏的简易烟馆，让自己晦暗无光的眼睛和软弱无力的身体在青烟里获得片刻生机。军队里鸦片吸食成风.战斗力下降。朝中官员腐败至极.狼狈为奸.曾经荣艘与富有的清帝国此时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弹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马克思如此评价:“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水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